1978年冬季，越南河内的政治局势骤然升温，越南的宣传部门开始频繁讨论“民族历史”以及“领土完整”等话题。一些报刊及官方宣传开始将中国的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纳入越南的历史范围之内。当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外交人员表示质疑：“这是在进行历史研究，还是在提出现实主张？”问题的尖锐之处反映了争论的复杂性，这已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学术争论。尽管两广与越南北部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往来，但这种往来并不等于领土的归属。越南在七十年代重新包装了古老的地名，试图将南越国、交趾郡与后来的越南国家混为一谈，从历史角度寻找现实边界的依据。这一做法不仅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还表明中越两国对历史关系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理解。
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了南越国，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南越国的政治中心设在番禺，即如今的广州。而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南越，设立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等郡，越南北部此后长期受到中原王朝的郡县或羁縻管理。不过，这段历史并不能简单认为“越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同样也不能颠倒过来说“两广原本属于越南”。南越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交趾也并非后来越南的完整前身。将两千多年前的行政区划直接套用到现代国界上，其逻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令人关注的是，越南独立意识的形成恰恰是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十世纪时，吴权在白藤江打败了南汉军队，从而让越南北部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此后，越南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与官僚体系，同时继续沿用汉字、儒学及科举制度。宛如文化上接近，但政治上却渐行渐远。这种关系在古代尤为复杂。越南王朝通常承认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并向宋、元、明、清等朝代遣使纳贡；但在自己的国家境内，越南的皇帝又自认为独立，实行自主统治。可见，虽然名义相似，实际认知却存在差异。
在明成祖朱棣时期，胡氏政权取代了陈朝，陈朝余臣请求明朝出军支援。1407年，明军入侵越南北部，并设立交阯布政使司，试图恢复直接统治。然而，越南境内的抵抗不断，黎利起义后，明军于1427年撤离。对明朝来说，这是平定属地内的叛乱；而对越南人民而言，却是一次外来侵占。进入十九世纪，法国逐渐侵入越南。清政府不愿完全放弃传统的宗藩秩序，因此在1884至1885年间，中法之间爆发了战争。尽管清军在一些地区获得部分胜利，但最终清政府还是通过条约承认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位。越南士人因此感到复杂的情绪：他们一方面反对法国统治，另一方面也对清朝未能保护越南感到失望。
在法国殖民时期，国语字逐步取代汉字和喃字，传统文献的阅读门槛随之升高。许多普通民众无法直接接触旧有的历史，因此历史的解释更多地掌握在近代的政治宣传者手中。古代南越、交趾和安南等名词被重新组合，可能被用来服务于现代的民族主义叙事。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胡志明仍重视与中国革命力量的关系。在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曾对越南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后，法国退出印度支那，越南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然而，越南统一后，国内政治方向逐渐倾向苏联，中越关系也因此由合作转向摩擦。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迅速完成南北统一，军政力量扩张，河内自认为在印度支那地区拥有特殊地位，加强了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控制。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紧张，越南与苏联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区域力量的对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1977年起，中越边境冲突日益升级，越南军队在广西、云南的边境地区制造摩擦，双方居民及边防部队均受到影响。越南的宣传开始强调“历史领土”，个别言论甚至将两广部分地区称为越南民族曾经的故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有正式的、明确的国家边界文件，更多是当时民族主义宣传中的极端表达。中国方面并未接受这一历史叙述。自秦汉以来，两广地区长期归入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体系，广州、桂林、梧州等地的建置沿革及文献记载相对清晰。尽管越南北部与岭南有着密切联系，仍不能因此推导出广西和广东属于越南。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北部地区展开了边境作战，主要集中在广西和云南方向。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此后，边境冲突持续多年，直到1980年代末局势才逐渐缓解。关于“两广归越”的说法，在军事压力和外交现实面前迅速失去了实际影响。争论的根源不仅仅是几句宣传口号，而是古代宗藩秩序、近代殖民创伤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复杂碰撞。将南越国视为现代越南的完整祖先，或将交趾历史直接延伸至两广，均回避了地理、行政与政治现实。历史可以被不同群体解读，但仍需尊重基本的时空界限。